1976年10月21日,首都15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盛大游行。次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這一重大新聞。舉國歡慶，全球矚目。
忽如一夜春風來。中國再一次走到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關頭。此時此刻，世界密切關注著我們：中國會向何處去？如何發展？一場風云激蕩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氣勢恢宏的實踐探索，悄然發軔。
整頓國民經濟 埋下改革伏筆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自1956年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風雨兼程中，既歷經種種曲折，也取得巨大成就。比如，在國防建設上，我們成功爆炸原子彈、氫彈。在對外交往上，到1976年底，世界上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國家已達113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美國外基本都與我國建交。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經濟領域。1966年至1976年，是我國開始執行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的10年。在我國處于嚴重內亂之際，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受到嚴重摧殘。正如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所說，從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那么，我國第四個五年計劃又何以能夠完成呢？其中，兩大要點甚為關鍵：其一，1972年前后，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經過經濟調整，使計劃過高造成的嚴重后果基本得以消除；其二，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鄧小平同志接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總理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在他主持下，以經濟領域為中心，大刀闊斧展開全面整頓工作。1975年后，由鄧小平同志主持推進的全面整頓，不僅使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于穩定，還有力促進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而蘊含于全面整頓之中的一些富有遠見的改革工業、科技工作等重要思想，還為日后催生我們黨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埋下重要伏筆。后來，鄧小平同志曾這樣說道，“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
時隔數十載，重溫這番話，其中深意令人思考。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偉大覺醒，那么，1975年的整頓就是激勵中國人民迎接改革開放偉大覺醒的那束曙光！
直面外部壓力 醞釀決斷抉擇
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其1970年出版的《未來的沖擊》一書中這樣寫道：“從20世紀70年代到敲開21世紀大門的這30年間，千百萬個心理正常的普通人面臨著一種急劇的變革。在這期間，來自全世界最富裕、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的人們都發現越來越難以適應變革時代的要求。對他們而言，‘未來’似乎來得太快、太猛烈了。”托夫勒描述的“未來的沖擊”和“急劇的變革”，對于當時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無可回避的外部壓力。與此同時，這種壓力也給當時的國人帶來一種強烈的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結構開始發生轉變。電子工業、宇航工業、新型材料工業、計算機工業、原子能工業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農業實現機械化，社會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迅速崛起。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不論是正在走出“滯脹”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展開改革調整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快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都在尋求加快自身的發展。曾經與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相脫節的我國，陡然面臨強烈的危機感和巨大的發展壓力。
這一時期，東西方兩大陣營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變化，也頗耐人尋味。20世紀70年代以后，蘇聯經濟軍事實力與美國的差距日益縮小，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均勢。當時兩個超級大國掌握著大規模可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武器，既給人類安全帶來嚴重的現實威脅，但也致使雙方誰也不敢輕言發動核戰爭。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痛苦和長期冷戰折磨的各國人民，發出渴望和平發展的陣陣呼聲。與此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力量不斷壯大，逐漸成為堅定維護世界和平、積極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謀和平、求發展逐漸成為世界潮流。
面對國際形勢新變化，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審時度勢，進一步改變了“世界戰爭迫在眉睫”的舊看法，圍繞國際形勢新特點、新動向，及時準確做出科學嚴謹的政治判斷。1977年9月，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談到：“國際形勢變化很大，許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現實，過去老的戰略規定也不符合現實了。”同年12月，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他提出了世界戰爭可以延緩爆發的判斷，很快成為中央領導層的共識。
隨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地區、各部門負責人多次出國訪問，實地考察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現代化企業、高科技設施，虛心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積極主動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使得各級黨委和政府一步步跳出傳統思維窠臼，逐漸建立了對世界經濟、科技等方面發展趨勢的比較全面的客觀認知。與此同時，世界也看到，中國在實現國內政治局面安定之后，正在重新致力于大規模現代化建設。有鑒于此，一些正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并為技術和閑置資金尋找出路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僅看好未來中國潛在的大市場，還紛紛表示愿意同中國開展貿易往來，期待在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互利共贏。日新月異的國內外發展形勢，迫切要求我們黨盡快作出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政治決斷和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抉擇。
打破僵化思想 回應時代呼聲
1978年4月，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對于這一大討論，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予以旗幟鮮明的支持。1978年9月，鄧小平同志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等地，發表一系列重要談話，不同程度地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等根本問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參會。會議就思想路線轉變、國民經濟調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等重大問題進行研討。
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傾向以及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陳云傳》中記述了當時陳云同志在東北組發言中談到如何觀察、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陳云首先講述了1942年在延安養病時仔細研究毛澤東著作和文電的情況，認為“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他進而指出，“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那么，怎樣才能弄清事實呢？他說，“弄清‘實事’并不容易。為了弄清‘實事’，我把它概括為六個字，就是：交換，比較，反復。”接著，他具體解釋說：“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例如毛主席論持久戰，比較了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既反對速勝論，又反對亡國論，正確的結論是持久戰；二是前后的比較，例如毛主席講統一戰線，就比較了陳獨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團結不斗爭，或者是只斗爭不團結，正確的結論是既團結又斗爭。所謂反復，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我們反復進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況，把事情辦好。”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與會者充分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深入討論了實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緊迫性和方法途徑等。
12月13日，在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同志鄭重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在這篇重要文獻中，鄧小平同志鮮明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充分肯定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意義，指出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生活先好起來，產生示范力量，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較快地富裕起來。這篇重要講話，精準把握時代變革的脈搏，主動順應時代開放的潮流，在1978年底的隆冬時節，給億萬中國人民帶來了春天般的朝氣與生機，喚醒了人們內心深處濃濃的渴望與期盼。
實行改革開放 實現偉大轉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中國改革開放大幕。
全會決定，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必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經濟措施，認真著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全會提出，應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以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全會要求，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并提出發展農業生產的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舉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已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向著富起來的目標，義無反顧邁出堅定步伐，內蘊悠久文明的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偉大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并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