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則新聞很有趣，一則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后羅林姣到深圳南山區桃源街道辦任副主任；另一則是杭州市余杭區的招聘公示，在這份2018年杭州市余杭區招聘人員的公示名單里，清一色是來自清華、北大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們當中一部分入職崗位是在基層的街道辦事處。
如何看待這個現象？客觀地說，只要是個人基于理性自由的選擇那就無可厚非。所謂熱議，無非是選擇與人們認知中的固有價值判斷不一致而已。
那么在常識中，這些擁有高學歷的人該在什么位置才符合他們的定位呢？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說法，我們可以把那些高學歷者看作是擁有特定學術資本存量的人。所謂高學歷，其實無非是指那些積攢學術資本的時間較長、最后積攢一定量的可用于兌換的學術資本的人，機構的差異無非暗示其所積攢的資本質量而已。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同類資本的收益率是相同的，任何人獲得的收益和榮譽都是基于其所擁有的資本存量來計算的。在公眾的認知中，匹配原則是最常用的價值判斷準則，任何一個位置都由市場標示出特定的資本存量基準線。只有當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存量與特定崗位匹配時，人們才認為這種選擇是合適的。
當個體的資本存量與崗位資本基準線不匹配時，會有兩種表現：大材小用（本文案例）與名實不副（注水現象）。
回到本文案例，人們熱議的這種大材小用現象背后還可以引申出很多有趣的推論，限于篇幅，我們僅探討其中三個問題。
首先，這種選擇是標準的降維收割。外人看來是損失，實則是漂亮的理性計算。這些人擁有遠超崗位（街道辦）所需的資本存量基準線之上的資本存量，用公式表示就是ΔC=C1-C0≥0（C1指個體擁有的學術資本存量，C0指崗位所設定的學術資本存量基準線，ΔC指學術資本的盈余量），這種超出實際崗位所需的資本存量為職業生涯帶來兩個好處：其一，憑借所擁有的資本優勢，他們對獲得該崗位具有壓倒性優勢（降維收割的標準意義）；其二，他們所擁有的學術資本盈余量ΔC，可以在未來很多年沖抵由崗位門檻升高帶來的危機，從這個計算來看，這種選擇是非常理性的，也是收益最大化的。
其次，如果任由“田忌賽馬”式降維收割泛濫化，將導致整個社會總體利益受損。從宏觀上看，降維收割雖然能在局部提高基層的知識水準，但是社會收益有限。人是受環境影響的，換言之，他們影響環境的能力有限，被環境影響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如果全社會都采取降維收割，那么就會出現無限倒退的情況，最終造成整個社會損失的總資本盈余量是巨大的，即無數個體所盈余（ΣΔC）的資本總量沒有為社會作出相應的貢獻，這就是整個社會知識的巨大浪費。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既要抵制能力（資本存量）低于崗位要求的注水現象，也要遏制能力遠高于崗位的降維收割。知識是稀缺的，也是寶貴的，我們浪費不起，那些為此感到惋惜的人，你們是否想到如果任由降維收割成為一種常態，那么普通人還有崗位嗎？他們要降到哪里去呢？往大處說，我們各行各業的一線工作由誰來承擔？
第三，官本位社會造成職業選擇的扭曲。客觀地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知識的地方很多，即便降維也應該多元化分布才是，比如降維到教育、科研、企業等領域。但是，遺憾的是，目前我們的社會仍然是一個官本位社會，行政的綜合收益還是遠大于其他行業的收益，導致知識首選向行政部門集聚，造成整個社會知識分布處于嚴重的不平衡狀態，這種現象帶來的弊端很多，這里不再贅述。
從這個意義上說，降維對于整個社會福祉的提升意義有限。如果說降維收割對于個人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那么那些堅持學術資本存量與崗位匹配的人，其工作的競爭性更大、收益更不確定，很可能一生中都做不出理想的成果，尤其是那些從事前沿工作的人，他們是否也可以選擇退卻，或者選擇降維收割？我們擔心的是降維收割這種基于計算的模式是否會出現大規模泛濫？如果每一個層級的人都避重就輕降低自己的責任要求，那么整個社會是否會出現責任滑坡現象？人類社會發展史早已證明，責任滑坡是一個社會開始陷入退化與喪失活力的表現。
談論這些并不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某個人，而是想探討一種社會現象。我想沒有哪個人樂意放棄自己從事的專業，只是可供選擇的機會太少而已，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泛濫，建議有二。
其一，深化市場機制改革，擴大市場范圍與提升市場質量。筆者多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國缺的不是知識與人才，而是真正的市場與有效的規范。客觀地說，中國市場真的不大（市場不是簡單的空間概念），能夠提供的機會不是很多，時至今日，防止社會退化的關鍵舉措仍是全民重拾市場理念的共識。
其二，消解官本位社會帶來的知識封閉現象，讓降維隱含的知識溢出效應得以體現。這才是一種合理的知識在社會中流動的路線圖。
如果宏觀格局總是遲遲無法完善，那么降維收割就是合理的，也勢必要付出巨大的沉沒成本（全社會的盈余資本總量）。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