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河北省科技廳宣稱，今年該省將繼續推進科技獎勵改革。其中，“取消‘SCI他引次數’，改為他引總次數”引發熱議。論文“他引總次數”比“SCI他引次數”所涉范圍更廣、數量更大，此舉體現了對論文引用率的重視以及對提高評價科學性的努力。
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亞洲大學排行榜中，中國大陸地區高校首次占據前兩位。在其指標體系中，“論文引用”權重也高居30%，看來重視論文引用率在教育評價中普遍存在。然而，著名論文引用指標H-index（高引用次數）的發明者赫希在今年1月曾撰文表示：“我提出了H-index，希望它能成為一個評估科學成就的客觀標準。我覺得大體上它做到了。但是現在我相信，它也會大錯特錯，產生意料之外的嚴重負面影響。”
的確，時至今日，對于論文引用率與論文成果質量之間的高度正相關關系已遭到越來越多人的質疑，而國內過分看重論文引用率以及熱捧高被引論文作者的負面影響也正在逐漸顯現。
從學理上講，由論文引用率高而得出論文成果水平高的結論，反映了評價邏輯的混亂。論文引用率高，最直接的解釋就是論文的受關注度高，至于高關注度是否一定代表論文成果水平高？這無法確定。
高價值的論文，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已得到公認的數學公理論文，引用率并不高；而名人、“大牛”引用率極高的論文，后期被發現沒有什么價值甚至是錯誤結論的情況也存在。不否認那些研究扎實、觀點鮮明的論文引用率高，但決定論文引用率高低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取決于論文議題的熱門與否。
一般而言，綜述類論文、爭論話題類論文、成果應用推廣類論文等引用率會相對高些，這在實踐中已得到較廣泛驗證，但論文引用率高也未必一定表示該論文的觀點受到多數人的認同。為此，國內對論文引用率指標需要抱以更客觀、理性的態度，尤其要防止對論文引用率指標期望過高而導致的嚴重不良后果。
首先，以論文引用率來評判論文水平的“高低”，會產生以訛傳訛的問題，令謬誤暢行。因為國人的名校、名人情結嚴重，所以名家、“大牛”與論文高引用率互為因果。而各路期刊編輯為了追求期刊論文的高引用率，對名家、“大牛”的稿件“趨之若鶩”，很少有期刊編輯就名家、“大牛”的稿件邀同行專家對其內容進行嚴格評審把關。而名家、“大牛”的高引用率文章，經期刊的力推，其思想觀點無論正確與否都會被急速放大和傳播。
比如，曾經“譽滿全球”的某著名高校經濟學大家，其經“科學論證”后言之鑿鑿地對中國綜合國力做出的研究結論嚴重脫離現實，但其相關論文卻獲得了極高的引用率。此結果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很大（不限于學界），誤導了相關行業的一些政策決策。說到底，即使是高引用率的論文，也不能代表觀點一定正確。
其次，以論文引用率來評判論文水平的“高低”，會催生學術投機的問題，令“小人”得志。這里的“小人”，特指和論文引用有關的投機鉆營者。
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生物期刊（PloS Biology）日前發布的一份數據顯示：數百名研究者的論文自我引用率超過了50%，部分研究者的自引率甚至超過了90%。這么高的自引率到底算不算學術不端？這有待權威組織來認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論文高引用率的推崇，給一些學術不端者提供了學術投機的市場。
有的學者刻意引用所投期刊上的論文和審稿人的論文，此謂“巴結引”；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引用本期刊論文，或者審稿人要求投稿人引用自己的論文，此謂“被迫引”；還有學術圈子內的“相互引”，對領導、名人的“諂媚引”……總之，圍繞論文引用的各種學術不端手段五花八門，唯獨見不到崇尚真理、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
再者，以論文引用率來評判論文水平的“高低”，最大的問題是極易扼殺原始創新，令原創夭折。
原始創新、高深理論成果論文，一開始“曲高和寡”很正常，而且還有可能因其思想獨特、超前而受到排斥。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謝爾頓來華訪問時提到，他的那篇1961年發表并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論文，發表后好些年幾乎沒什么引用，而且在開始被引用的時候也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像這種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在獲得諾獎前引用次數很低的情況并不少見。
所以，如果教育科研單位的評價和管理者過分在意論文引用率，視論文高引用率為王道，只看結果而不計手段，把高被引論文學者奉為絕對權威，不惜把科研資源投向熱門領域，鼓勵跟風，這種短視、浮躁、急功近利的做法，很可能會把那些出自興趣愛好、甘愿坐“冷板凳”、追求異質思維的創新人才早早淘汰出局。
總而言之，論文引用率指標能夠反映論文被關注的情況，它是科學研究的重要信息追索工具。但是，在防止其負面影響的同時，如何利用好這項科學研究技術和手段，為中國教育科研人員致力于原始創新研究、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科技難題服務，這是教育科研評價與管理者要思考的一個重要議題。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