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正式印發，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號角后的第一個科技創新規劃。與以往不同，《規劃》首次以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命名，闡述了如何發揮科技創新在新常態下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增添發展新動能、拓展發展新空間、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中的核心引領作用——
8月8日，由上百家機構、上千名專家歷時兩年共同研究編制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正式出爐。《規劃》分為八篇二十七章，描繪出未來5年我國科技創新發展的藍圖。與以往國家科技規劃不同，《規劃》首次以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命名。
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司長許倞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規劃關注的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研究本身，而是更加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面向科技前沿和重大需求，從創新的全鏈條著手，發起了向科技強國進軍的號角。”
涵蓋整個創新鏈條
“在過去的科技規劃中，很少提到科技金融方面的內容。這次規劃不但提到了科技金融，還談到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談到如何支持發展各類風投、中介機構和服務機構，特別重視在新的情況下發展新經濟。”許倞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部長呂薇說：“以前叫科技規劃，這次叫科技創新規劃，這一變化突出了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科技與創新的結合。《規劃》的一大亮點就是從整個創新鏈條出發，涵蓋從研究開發一直到產業化的全過程。”
“創新是把技術和發明轉化為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的過程。創新不僅僅是一個科技概念，更是一個經濟概念。創新是綜合性作用的結果，研究和開發只是創新的一個環節。”呂薇認為，《規劃》體現了創新政策的綜合性，不僅包含科技政策，還包含經濟、財稅、貿易、產業、金融、知識產權和標準等方面的政策。“正因為是一個政策包，所以在落實執行過程中必須要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要形成政策合力。如果不加強協調，有可能導致政策之間出現矛盾，甚至互相抵消。”呂薇認為。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規劃》之所以圍繞創新鏈系統部署，從根本上在于我國當前科技創新發展的新形勢。“自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實施以來，我國科技實力大大增強，令人鼓舞。然而，我國科技發展還有不平衡狀況，在一些領域處于領跑狀態，比如新能源，但在有些領域依然面臨激烈競爭，甚至相對落后。”薛瀾說。
“各個國家和產業領域都高度關注科技創新，積極探索，由此帶來很多新的創新模式以及技術應用領域，出現了很多新現象。”薛瀾說，比如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模式，科技雖然為其提供了重要支撐，但其核心創新點往往不在于科技本身的成功，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這些因素使得我們創新的局面更加豐富多元，對《規劃》制定提出了挑戰。
薛瀾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不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結構調整，還是環境資源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就是要依靠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新時期，人們對科技發展的期待越來越高，對創新的需求越來越多。《規劃》回應了這種需求和期待。”薛瀾說。
構筑國家先發優勢
《規劃》提出構筑國家先發優勢，面向2030年再部署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發展引領產業變革的顛覆性技術，重點開發移動互聯、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增材制造、智能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等技術的發展。同時，圍繞增加創新的源頭供給，持續加強基礎研究，加強自由探索與學科體系建設，強化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
“在整個國際科技競爭中，我國在有些領域已經走到了前列，怎樣才能走得更快更好呢？針對新形勢，《規劃》更加注重科技創新的前沿性、引領性。”許倞說，如果說制定實施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時更多處于一種趕超追蹤局面的話，《規劃》則面向以我國科技發展步入領跑、并跑、跟跑并行的新階段，更注重構筑先發優勢，更加注重顛覆性技術對產業變革的影響。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德培告訴記者：“顛覆性技術是一種全新的技術，對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對顛覆性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要有深入研究，要有預測、預警機制。要對顛覆性技術對傳統技術的換代拐點有一個正確判斷，再針對預判采取預先的行動，及時部署攻關新興產業和關鍵技術。只有對顛覆性技術有積極主動的配置，才能把握國際競爭力和主動權。”
劉德培認為，顛覆性技術需要源頭創新和自由探索。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就是自由探索的結果。自由探索有時候會產生新的學科，從而產生新的應用領域，形成新的發展動力。此外，有導向任務的基礎研究，一般都是需求推動的，通過創新研究以后，所得成果就可能更快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因此，自由探索和有任務導向的基礎研究應該相輔相成。
“當前，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科技創新能力的競爭。”薛瀾說，歷史上，許多科技重大突破醞釀了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前幾次，中國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都錯過了。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參與甚至引領。“歷史不允許我們錯過，必須得抓住機會。”薛瀾說。
注重“區域”和“文化”
《規劃》提出打造區域創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推動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高新區創新發展；建設帶動性強的創新型省市和區域創新中心，依托北京、上海、安徽等大科學裝置集中的地區建設國家綜合性科學中心；在京津冀、上海、安徽、廣東、四川和沈陽、武漢、西安等區域開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全面創新改革試驗。
“《規劃》突出了區域創新。”呂薇說，我國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在創新發展階段、創新要素布局等多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必須要因地制宜地營造創新發展環境，打造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體系。“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創新也在全球化。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創新要素在全球流動。哪里環境好，創新要素就流向哪里。所以各地都在努力營造創新環境，來吸引國內外的創新要素。”呂薇說。
呂薇指出，目前國內已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體系，比如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創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創新區，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創新區。“在這種情況下，《規劃》分層次地進行布局，體現了因地制宜。”呂薇說。
突出創新文化建設也是《規劃》的亮點之一。《規劃》提出加快科學精神和創新價值的傳播塑造，動員全社會更好理解和投身科技創新。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和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氛圍，加強科研誠信、科研道德、科研倫理建設和社會監督，培育尊重知識、崇尚創造、追求卓越的創新文化。
呂薇認為，創新是有風險的，創新文化是創新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江浙一帶和深圳市場經濟都比較發達，但相比之下深圳的企業創新氛圍更濃，這跟創新文化有密切關系。我們通過調研發現，深圳的很多創業者都是放棄了原本安逸的生活環境，來深圳奮力打拼的，他們都不懼怕失敗。創新文化的一個核心就是敢為人先、寬容失敗。”呂薇說。
摘自《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