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最受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今年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會上指出，２０１６年，人民政協要緊緊圍繞“十三五”開局起步建言獻策，聚焦“十三五”規劃實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重點任務。
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政協委員們在“兩會”期間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中國已進入經濟社會轉軌的攻堅期，首先應以制度供給為龍頭，提升供給的質量和效率。供給側的要素包含五大項，即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與制度。作為現代化的關鍵一招抓住，這就是供給側改革。”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
“供給側改革是一場從理念到行為的重大轉變，是一項發揮好市場和政府兩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其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需要犧牲部分短期利益，但為了明天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必然的選擇。”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說。
“應激活社會資本參與促進供給側改革。”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長胡衛認為，加快形成社會資本公平競爭的市場準入和運營環境，是全面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跨越的第一道門檻。全面激發社會資本參與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熱情和活力，需要以市場公平準入和公平運營為主導，構建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和營商環境。
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系統工程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未來５年，供給側改革到底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成為“兩會”上廣受關注的焦點。
“供給側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我們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制度供給的問題，它是供給側改革的龍頭。在供給側方面首先要解決優化結構的問題，接著就是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未來５年間，這是一個重要的、應該抓住不放的方向，而且它會延伸到以后。”賈康表示，所謂供給側改革的概念，不只針對“十三五”，但它首先是對應著“十三五”這樣一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 ，再往后，它還要對接到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遠目標 。
對此，賈康特別強調，對于供給側改革，必須澄清一些基本認識。供給側改革是決策層謀定后動、理論密切聯系實際而提出的一個具有新思維特征的重要指導方針，可以指導全局從短期銜接長遠，所以它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通過深化改革繼續解放生產力帶動整個經濟發展，將其提升到升級版的指導方針。
“當然，供給側改革也有系統工程的特征，那就是不能簡單地只看到某一個點。”賈康表示，有人說，美國的供給學派強調減稅，那么拿過來到中國以后是不是就成了供給側改革？顯然我們要用減稅的手段，但這并不是惟一手段 ，要把減稅和其他可用的供給側的手段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系統工程，來解決中國所面對的一系列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問題。
與此同時，還要處理好與供給側改革相關的供給要素問題。比如勞動力如何提高素質，如何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一演變過程，這都是供給側改革需要解決的。此外，土地和自然資源是另外一種供給要素，如何把土地開發集約化，自然資源的使用不再那么粗放，不再那么揮霍，盡可能地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在資金使用方面，如何讓它體現出有效投資的特征？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
“要把上述供給要素問題處理好，又要說到另外兩個重要因素，即科技要素和制度要素。”賈康表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只有進行科技創新，才能在上述三個供給要素支撐力衰退的時候仍然給出一個向上的托力。而對于為何要把制度要素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龍頭，賈康則以時下廣受關注的科技體制改革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制度為例加以說明：“建立一套符合科研規律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對于當前整個社會的創新意義重大。我們提出科教興國，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等領域的知識分子內在的積極性能不能調動起來，實際上就是一個制度環境、制度供給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去產能”應依靠市場公平競爭
今年全國“兩會”上，對于產能過剩問題，政協委員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市場公平競爭。
“我國經濟結構始終無法調整到理想狀態的表現主要有三點。”周漢民認為，一是少數產業無法支撐經濟持續發展。大量產能過剩集中在鋼鐵、能源、房地產等少數傳統產業和部分新興產業的初級產品生產領域，短期內的產能非正常增長嚴重透支環境和需求。二是少數產品無法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產業的政府主導、大企業為主的產業格局，極大束縛了產品的多樣性和多變性，無法適應豐富多變的消費需求。三是少層次的壟斷供應無法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以行政審批為主的產業和市場準入管制，限制了產業發展的多向性和多層性，無法適應多元化、多層次的消費需求。
對此，周漢民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均資源。資源、要素不應過度集中在少數產業，防止短期產能急劇膨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嚴重過剩，同時造成其他行業的蕭條萎縮。二是去管制，從“一枝獨秀”向“百花齊放”轉變。三是反壟斷，從“好大喜強”向“扶貧濟弱”轉變。
“黨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解放生產力，開發優質新產品，解決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新的平衡，這就需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鼓勵競爭，打破壟斷，放寬準入，減少政府不正當干預為基礎和條件。”胡衛認為，當前，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加大吸引民間投資的力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傳統上由政府資金和國有企業投資占主體的領域，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胡衛建議，應進一步以促進公平競爭來激發市場活力，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投資者市場準入規則；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加強稅收優惠政策管理；加快補齊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短板”，建立信用獎懲機制，健全優勝劣汰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企業破產制度等。
“產能過剩不是普遍過剩，是某些產能過剩，它帶有落后特征，所以它過剩。首先要認定，落后才會過剩，不落后 ，一般不會不過剩。”賈康表示，但是誰落后 ，誰不落后，光靠政府部門去判斷顯然并不可行。有些落后產能，政府部門可以判斷，但是全國至少有近７０００萬家分散的企業，這些市場主體的產能，到底誰屬于落后產能？更多的還是要依靠市場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法則，淘汰掉那些不能經受市場考驗的部分。“被市場擠出去的才能夠最后認定，它就是所謂的落后產能。”賈康說。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