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日報》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總體上保持平穩，但也面臨多年未有的錯綜復雜局面。全球經濟復蘇艱難，仍然不提供“增長紅利”；國內經濟發展中的“兩難”問題增多，進入“結構性減速”階段。應對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氣，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優先考慮的選項，從激活經濟內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 國民經濟運行總體上平穩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基本處于平穩態勢，需求面和供給面形勢相對穩定，就業情況總體平穩，物價漲幅較為溫和。
從供給面來看，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個百分點。從三大需求來看，投資增速較快，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0.1%。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長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個百分點；市場銷售增長平穩。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076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2.7%。
外需方面，進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進口。上半年，進出口同比增長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增長10.4%，回落8.0個百分點；進口增長6.7%，回落1.9個百分點。
由于勞動力市場需求仍較為旺盛，繼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普遍現象。截至7月2日，全國20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16%。在國內貨幣流動性相對寬松、最低工資漲幅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費價格保持溫和上漲態勢，上半年CPI同比上漲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個百分點。受國內產能過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穩中趨降等因素影響，3月份以來，工業生產者價格環比和同比呈下跌趨勢，上半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下降幅度達到2.2%。這說明工業部門產能過剩未能化解，供給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較突出，工業生產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工業增長相對偏弱。
分析起來，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效率下降，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達10.15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2.38萬億元，但對實體經濟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負債增長較快，大量貨幣資金被用于“借新還舊”。而且,不少社會資金“避實就虛”,包括部分資金通過理財產品等形式在金融機構之間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實體投資;一些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的矛盾長期累積，一旦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發生變化，就會出現短期流動性不足。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國內銀行間市場資金驟緊，同業拆借利率大幅飆升，引發股票市場恐慌性暴跌。
二是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剛性財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同比增長7.5%，增幅同比回落4.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醫療衛生等領域支出剛性大。上半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同比增長10.8%，增速高出財政收入3.3個百分點。財政赤字壓力加大，政府債務負擔和財政風險上升，財政政策空間明顯收窄。
三是制造業產能過剩嚴重，化解任務艱巨。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
四是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作為經濟景氣狀態的先行指標，由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共同發布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6月份為50.1%，比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為4個月來最低水平。匯豐銀行公布的6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初值為48.3，也低于市場預期，并創9個月來新低。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
經濟增長下行的外因內因
從外部環境看，世界經濟仍然不提供“增長紅利”。6月份世界銀行發布了最新《全球經濟展望》，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約為2.2%左右，這比1月份世界銀行的預測調低了0.2個百分點。
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預期也被調低。6月26日美國商務部公布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1.8%。這一數字盡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顯低于5月底估測的2.4%。歐元區仍然處于經濟萎縮中。歐盟統計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歐元區和歐盟的國內生產總值環比分別下降0.2%和0.1%,同比分別下降1.1%和0.7%。世界銀行預計今年歐元區經濟將為負的0.6%，原來的預測是負的0.1%。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認為今年一季度日本經濟將有所增長，預計全年實際經濟增長率將超過2%。安倍政權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資等一系列經濟支援預算案的通過，起到了日元貶值、股市上漲效果，將提高經濟增長率0.5個百分點。但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創，別國經驗早已證明其效果并不持久。
在發展中國家里，世界銀行預測，2013年11個新興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增長率可能為6.2%。但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磚國家困難也較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已將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2013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由此前預測的8%、4%、6.2%和2.5%分別下調至7.8%、3.7%、4.9%和1.5%。
國際社會曾津津樂道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雖初現端倪，但未成氣候。一些重要科技領域顯現出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這個新事物要成為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經濟景氣的強大動力則云路尚遙。
從內在原因看，我國經濟增長進入“結構性減速”階段。
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數經濟體都經歷或將經歷“結構性增速”和“結構性減速”這兩個過程。1978年至2008年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是“結構性增速”過程，其經濟機理是生產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都推動“增速”。從生產要素看，勞動投入增長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資源要素資本化和資本形成能力的增強、工業技術的廣泛采用；從產業結構看，資源配置從效率低的一次產業向效率高的二次產業轉移，這些經濟活動都支撐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現在這些因素都發生了變化，勞動投入和勞動參與率趨向下降；資源資本化已基本結束，資本報酬遞減導致資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勢，二次產業的技術創新面臨瓶頸；產業結構緩慢向三次產業轉移，但三次產業中的技術創新以及傳統行業的效率提高都面臨動力不足的挑戰，這些因素都導致我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階段。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將進入一個位于7%至8%之間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們要正確認識到當前增長速度下降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無經濟規律依據，唯有強調質量和效益，追求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增長。
從統計數據看，上半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1129.6億元，同比增長7%；1至5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0812.5億元，同比增長12.3%。這些信息表明，雖然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趨于改善，而這正是今后要著力追求的目標。
怎樣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
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樣保持我國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是經濟發展指導思想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運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的基本經驗是兩條：一是依靠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來激活經濟的內在活力；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適時、適度地調節經濟活動中的各種變量關系，使之達到新的平衡。從目的和效果上觀察，前者著眼于長遠的體制與機制建設，調整的是結構關系，通過改革達到結構優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況下，它難以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還需要國家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措施。通過這些調控措施較快地改變經濟運行中的數量關系，特別是內外需求的數量關系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但這些調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決經濟內在活力問題。
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嚴峻形勢中，國家采取了強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調控，這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內外需求，使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仍保持了較高水平，但在我國經濟增長結構性減速規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經濟增長率便向潛在增長率靠攏而趨于下降。這說明，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優先考慮的選項；而政策調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輔助性的。
當前，我國國內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短期經濟運行問題相互交織，發展經濟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與保持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的矛盾、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與發揮財政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的矛盾、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與發揮制造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矛盾、房地產價格上漲與穩定房地產投資的矛盾、穩定出口市場份額與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矛盾等現象，都說明簡單依靠政策調控來改變數量關系，特別是依靠刺激內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會加大財政金融風險，惡化經濟結構，進一步弱化經濟自主增長的動力。因此要多從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視角來探尋經濟發展的新路子。5月份國務院批準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9項重點工作的部署，7月初國務院原則批準了上海市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試驗方案，針對6月份金融領域出現的短期流動性恐慌，國務院領導強調解決資金問題的思路是要盤活存量、用好增量，進一步解決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問題。這些舉措都反映了新一屆國家領導在經濟運行管理中更加重視從改革開放、激活經濟內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當然，在必要的情況下，有針對性地、適時適度地采取政策調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經濟合理增長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