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兩會常被視作全國兩會的“序章”。連日來，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個省市相繼出臺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數字化轉型作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成為2023年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部署內容。
2023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多方人士表示，數字經濟或將成為全國兩會上的一大討論熱點。
布局有深意
“當前，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各地穩住經濟基本盤的有效舉措，也是各地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抓手。”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副主任王建冬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均在持續加大數字化轉型支持力度，進一步釋放內生增長潛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數字經濟基礎、發展潛力、創新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4個方面綜合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翼、成渝4個核心區域居于數字化轉型的第一梯隊。”王建冬說，相較于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的東部地區，中西部“東數西算”戰略輻射區等區域具有較大的數字化轉型潛力和市場空間。
“希望國家能進一步統籌數字化轉型的區域布局。”王建冬建議，對于數字化水平較高的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等地區，要繼續發揮比較優勢，拓展轉型的廣度和深度；對于數字化水平較弱的地區，要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盡快縮小區域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差距。
“數字化轉型，我重點關注兩類省市：一是經濟發達省市，二是工業大省。”在賽智產業研究院院長趙剛看來，經濟發達省市的數字化轉型具有代表性、引領性和示范性，比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工業大省數字化轉型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重要性，如湖北、山東、遼寧等地。“這些省市產業門類全、業務痛點多、轉型動力足、市場需求大，能夠為從事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提供更多商用、民用和政用的應用場景和市場機會。”
機會呼之欲出
從各地數字化轉型的工作部署看，各地積極開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基礎性工作，也積極支持大中小企業和政府數字化轉型，可謂巨大市場機會呼之欲出。
“這些市場機會主要來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產業數字化平臺建設、數字新技術應用4個方面。”趙剛說。
“建議企業根據自身優勢，從3組‘雙循環’中尋找重點發力區域。”王建冬說，企業可圍繞數據要素國內國際“雙循環”，從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出發尋找發力區域；圍繞算力網與電力網“雙循環”，從以“雙碳”目標任務實施為牽引尋找發力區域；圍繞數字化技術與產業“雙循環”，從數字化領域自主創新體系建設出發尋找發力區域。
“多地明確數字經濟發展目標，這是令人欣喜的積極信號。”亞信科技高級副總裁陳武說，亞信科技在通信行業耕耘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數據運營經驗，可以把這些經驗應用到各地數字化轉型進程中。
安恒信息上海副總經理、首席科學家周亞超表示，工信部等16部門近日發布《關于促進數據安全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預示著1500億元規模的數據安全產業的市場空間已全面打開。因此，安恒信息將不斷加強人工智能+安全領域的研究投入，打造智能化的主動網絡安全防御體系等。
走中國式數字化道路
隨著發展路徑的明晰和目標任務的明確以及各地規劃的不斷完善，數字經濟將繼續發揮引領作用，新業態新技術加速涌現，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在我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有著特殊性。當下，把握數字化轉型的市場機會，應著眼于對中國式數字化戰略內涵的認識。”王建冬說，中國式數字化是面向超大規模市場的數字化，是全民共享發展紅利的數字化，是文化與科技深入融合的數字化，是全面賦能綠色發展的數字化，也是文明互鑒資源互通的數字化。
“總體而言，企業已經初步具備全面迎接利好的準備。”王建冬表示，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響，國內企業數字化轉型全面加速，龍頭企業等行業發揮先鋒作用，率先開始朝著數字化轉型的方向發展，并驅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升級，中小企業也已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
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國數字化轉型發展總體還處于初級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比例約25%，“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不善轉”“不愿轉”等現象仍在。因此，需要積極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為企業保駕護航。如，盡快出臺相關條例，制定適應數字化轉型的監管體系等。
趙剛也認為，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創新工程，投身數字化轉型服務的企業要做好兩方面的準備：一方面研發好新技術和產品，直接滿足用戶的數字化轉型需求；另一方面，做好數字化轉型的理念宣貫、技術培訓等工作，幫助用戶逐步通過數字化帶動業務轉型。
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