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科學院學部舉行“弘揚科學家精神和加強學風建設”報告會。這是中國科學院學部首次在院士大會期間舉辦道德學風方面的主題報告會，也是學部深入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精神的重要舉措。400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參加會議。
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李依依、蒲慕明、孫昌璞、周琪分別作了題為“老科學家的家國情懷”“談科研誠信”“發揚‘兩彈一星’精神，鑄就新時代‘國之重器’”“在科技變局與變革中推動科技倫理體系建設”的報告。
堅守學術操守和道德理念
“我們要學習老一輩科學家‘堅守學術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學問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既贏得崇高學術聲望，又展示高尚人格風范’。”李依依講述了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老一輩科學家胸懷祖國、勇攀高峰、科技報國的故事，并向大家發出號召。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皇家空軍的戰斗機發生了一次墜落事故，飛行員當場身亡。但是，關于這次墜落的失效分析工作進行了3年都沒有進展。
“最后，當時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任教的李薰先生找到了事故元兇，這也讓他成為英國知名科學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贊揚。”李依依說。即便如此，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信邀請他回國時，他還是毅然拒絕了謝菲爾德大學升職加薪的優厚待遇，并堅定地對他們說：“我永遠是中國人！”
正如兩院院士師昌緒曾評價的那樣，“李薰先生為我國研制的關鍵材料用于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架超音速噴氣飛機以及第一艘核潛艇，作出了創造性、開創性的貢獻”。
“實際上，彭桓武先生也曾面臨過‘為什么回國’的詢問，他的回答則是，‘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孫昌璞回顧了我國“兩彈”事業的光榮歷史，并闡釋了“兩彈一星”精神的深刻內涵和實踐意義。
上世紀80年代，氫彈理論設計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大家公推彭桓武應該名列第一。但是，當把領回來的獎章和獎牌交給他時，他卻堅決不收，提議放在研究所里，送給所有為這項事業貢獻過力量的人，而后隨手寫下一副對聯：“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
“這是突破‘兩彈’的真實寫照，也是突破‘兩彈’的寶貴經驗。”孫昌璞說，“正是在‘兩彈一星’事業中孕育出來的科學家精神，才使得今天‘兩彈’人有了堅定的時代使命感、嚴謹的科學精神、堅持學術民主和篤行務實的行為作風。”
關注灰色地帶科研誠信問題
科研誠信是科研倫理的一部分，涉及科研過程、交流和報道的行為準則。蒲慕明在報告中強調：“目前科學界更需要關注的是灰色地帶的誠信問題。”
他表示，灰色地帶的科研不端行為包括灰色地帶的篡改行為、剽竊行為，論文署名的不端行為，科研成果評審的不端行為，以及科學交流和競爭的不端行為。
具體來說，灰色地帶的篡改行為是指對數據采集、處理、報道的不重視或篡改。例如，進行不合適的數據操作或表述、選擇符合自己假說的數據、不報道與自己結論有沖突的結果、有意地欺騙其他的科學家等。
“剽竊”的灰色地帶表現為通過交流、評審他人論文或科研項目獲取他人想法、實驗方法、工作結果信息，據為己有搶先發表，不與他人共享成果或注明他人的貢獻；利用權勢或其他手段獲取（分享）他人科研成果，將他人成果作為自己成果申請科研項目或獎項等。
“我認為現在應該多強調團隊攻關。我們以后應該少頒發個人獎，多頒發團隊獎，也不要寫第一完成者，要把所有貢獻者以姓名筆畫數列出來，這樣才能更多地鼓勵年輕人加入團隊。”蒲慕明指出。
科研項目和獎項評審中的灰色不端行為也廣受關注。蒲慕明將之歸納為評審前泄露評審人名單，泄露評審人在會上的意見，項目評審專家的選擇由被評審者建議或操縱，由非專家提出專業性評審意見，由被評審者草擬評審意見等。
灰色不端行為為什么廣泛存在？蒲慕明認為，灰色地帶的問題通常很難被發現，科學家對灰色地帶的行為有不同看法，也有不同程度的灰色行為，而“科研管理機構和科研單位未能對此類不端行為有明確的規則指南，此類不端行為被廣泛容忍，被發現后沒有任何后果”。
而灰色地帶的科研不端行為反映了我國科研體制與文化存在一定問題。蒲慕明指出，從科研管理機構來看，我國科研規范和不端行為的定義和懲戒條例基本完善，但欠缺執行懲戒條例的監管機制，也未明確責任主體。
對于科研人員而言，他們缺乏基本誠信自律，對科研不端行為尤其是灰色地帶行為的認識不足，科研院所和高校也沒有開設具體的科研倫理課程。同時，科研單位也存在對舉報通道、處理過程與舉報人的保護不足，以及不端事件發生后補救不足等問題。
科研創新離不開科研誠信。蒲慕明說：“我國教育和科研機構培育了一大批基本訓練扎實的科技人才，但在科技前沿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較少。科研院所和高校普遍缺乏培育創新能力的教育模式，也缺乏針對科研誠信的教育。”
“誠信是創新的基石，誠信可避免創新工作走錯路，可確保創新成果的可靠性，可增強創新團隊的凝聚力，是培育創新人才的必要內容，是實現科技強國的基本價值觀。”蒲慕明指出。
加強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變局與變革帶來了科技革命和科技范式的改變。”周琪重點闡述了在科技變局與變革中推動科技倫理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020年《自然》報道的自動化實驗機器人在自動化實驗設計之下可以每天工作21.5個小時，無需人類指導，8天可以將催化效率提升10倍。
2020年8月，埃隆·馬斯克的公司實現了將芯片植入豬腦，芯片能夠感應溫度氣壓的變化，能讀取腦電波、脈搏等生理信號，能通過發送信號刺激大腦神經元細胞作出相應的反應。
2021年4月，馬斯克的公司又實現了猴子用“意念控制”光標打游戲。
美國發布的報告顯示，未來科技與產業發展的趨勢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學、先進制造、生物科技、先進通信網絡等多領域合作，打通基礎科研到新產品服務開發入市的全鏈條。
周琪指出，科學技術的加速變革導致研究范式也發生了轉變：從理論驅動向數據驅動發展。數據驅動成為新的第四種科研范式，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社會科學中得到廣泛應用。科學理論從證明因果性到發現關聯性，基因信息、個人數據等信息倫理問題日益凸顯，科學研究得到社會支持和接受變得更加重要。
“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和發展進程的同時卻帶來了巨大的倫理爭議與挑戰。”周琪說。
例如，關于人工智能的倫理爭議引發了深度的思考：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的本質差別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否具有道德感和良心？人工智能享有權利嗎？其道德、法律地位是什么？人的意識、良心的起源是什么？
又如，關于合成生物學的倫理爭論。3月29日，《細胞》發表的研究論文表明，科學家已經創造出可以正常生長和分裂的人工合成細胞，這可能沖擊生命與非生命、自然與人工、進化和設計之間的天然界限，還有可能沖擊并影響人對生命本質、價值、意義的理解。
周琪指出，科技倫理問題不僅是科技共同體面臨的問題，更是人類共同體面臨的重大問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面對的問題。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高度，面對科技變局與變革，深入思考科技倫理問題是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
經濟發展中的倫理沖突是如何發生的？
周琪說，技術的發展受到科學研究積累和人類社會需求的雙重驅動。技術是科學發展的自然延續，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新興科技產生的應用，對現有人類生活和認知規律提出了挑戰與改變，與傳統的倫理道德和準則發生了沖突。
當代法哲學家阿圖爾·考夫曼指出，科學問的是，什么是我們能夠做的；而倫理學問的是，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允許做的。
“能夠做到的事情，并不一定允許做。”周琪說。
周琪指出，科學技術本身沒有對錯之別，但作為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考慮，科學技術是存在“好”與“壞”之分的。科技倫理就是判斷科技好壞的一個標尺，具體表現為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行為準則。倫理與科技是共生關系，科技倫理能保護人類社會與自然在科技發展過程中免受傷害。
國家高度重視科技倫理的問題，多次提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相繼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并成立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
科學技術既是發展的利器，也是風險的源頭。我們的發展中面臨著規則的沖突、倫理的挑戰，存在著風險和隱患。周琪建議，我們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讓科技更好地增進人類福祉，讓中國科技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