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看意大利、看歐洲、看世界，令人揪心。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快速蔓延，這是一場波及全球的重大災難。無論在哪個大洲、哪個國度，因染病而逝去的生命，都令人惋惜、悲傷。
中國抗擊疫情已走出最困難的階段。這并非新冠病毒對中國人網開一面——而是因為中國的抗疫斗爭舉國動員，上下同心，堅定執行了一整套事實證明符合中國實際、符合科學規律的抗疫舉措。
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大疫情，將深刻改變今日世界，并以沉重的方式寫入人類歷史。它有橫沖直撞之勢，但在恰當、有力、堅韌的應對面前，也會暫時式微、退卻。
這符合千百年來呈現的規律——瘟疫經常改寫人類歷史，但也并非隨心所欲。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不斷與疫病做斗爭的歷史。而傳染病，正是微生物與人類相互作用的產物。幾千年來，瘟疫與人類社會發生過太多的糾纏。從結果看，至少有三種呈現方式：
一是野蠻地傷人奪命。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以前，瘟疫的殺傷力是極其驚人的——無論是在古希臘、古羅馬，還是中世紀的歐洲，亦或在早期殖民者踏足的美洲大陸、亞洲大陸。一場瘟疫，能長存幾十、上百、數百年，甚至滅國，或奪去某個大洲的三四成生命。
二是成為改變文明走向的一種作用力。瘟疫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暴發，讓古希臘文明遭受重創。鼠疫曾動搖了羅馬帝國的根基。黑死病曾讓中世紀的歐洲陷入黑暗。天花曾隨著殖民者的艦隊、商船隊登陸并攪亂了美洲大陸。霍亂則在十九世紀走遍多個大洲，令諸多強國國力驟損。
三是人類在與瘟疫的斗爭中不斷開創新的文明。《漢書·平帝紀》載，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就是“隔離”之法。歐洲對抗黑死病，也多用隔離檢疫。中國在明代就用種人痘來預防天花。進入工業文明后，抗生素、疫苗等逐漸登上戰場。近百年來，正是在與瘟疫的不懈搏斗中，與公共衛生有關的很多國際組織和機構得以創建。
距今一百年前，一戰結束之際，“西班牙大流感”暴發。此疫病以地名命名，已不符合今日國際慣例。只是當年約定俗成，留下無奈的印記。今天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則中，已明確不以地名命名疫病。二戰后至今，人類又遭遇多次蔓延全球的大疫。所幸，傷害程度與工業文明前已不在一個量級。不是因為病毒變弱了，而是人類的手段變強了。
每次全球戰“疫”，甭管過程多么曲折，歸根結底就是拼兩樣東西——一是科學技術，這是致勝的最終武器；二是社會組織能力，這是控制疫情、減少損失、為科學家贏得時間的關鍵。
新冠病毒，是一個兇狠的人類公敵。它行蹤詭秘、狡猾刁頑。它的殺傷力到底如何，尚未見頂。它所引致的疫情暴發，目前看，不僅奪命傷身，而且已超出了生物學意義上對生命的侵害范疇，而正在對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帶來重大沖擊，深刻影響整個世界格局。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闡述過一個重大判斷——“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尤其強調要針對這個“大變局”，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注重化危為機。2018年1月，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他列舉了8個方面16個具體風險，其中就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性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范”。
在“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總判斷下，近年來社會各界多有領會、剖析，也大多是從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西方中心主義發生歷史性衰落、新興力量加快成長成勢、全球治理面對重大挑戰等展開。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大變局”豐富內涵的組成部分。
太多人沒有想到，在人類踏入21世紀20年代的第一時刻，新冠病毒斜刺里殺了出來，疫情驟然暴發、蔓延全球。諸多疫情嚴重國家都不得不拿出渾身解數，與之搏斗。各國的公共衛生應急能力，及至整個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都經受大考。本就身陷下行壓力、轉型壓力中的世界經濟，也猛增不確定因素。
病毒風險、疫情風險、治理風險，交織在一起。可以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眼前，正從暴發大疫、抵抗大疫的角度，呈現其現實的復雜性，及其飽含的歷史深度。
當我們要鞏固國內抗疫成果、盡力支持全球抗疫之時，當我們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時候，毫無疑問，應該站在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認識高度上，充滿自信也充滿憂患意識，做出思考、謀劃并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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