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科技發明要走過技術研發、中試熟化、企業孵化等諸多階段，才有可能將其科學價值轉化為經濟社會價值。這一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內嵌于社會日常運作之中，由許許多多的人和機構參與，涉及到資金、信息、政策、文化等多種要素的組合和配置，牽一發而動全身。
近日，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構造學術交流會在山東省青島市召開，與會專家圍繞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的意義價值、要素構成、國內外經驗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構建優良的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等議題，開展了多視角、多層次的交流探討。
成效顯著，痛點仍在
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持續快速發展，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已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專利為代表的科技成果迅速增長。
來自全國技術市場交易簡報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專利技術合同成交額1420.47億元，技術要素聚焦電子信息、先進制造、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領域，其技術合同成交額占全國技術合同成交總額的比例超過80%，交易質量穩步提升。
然而，我國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尚未充分發揮，科技成果轉化作為聯系“科技”與“經濟”的重要環節，難辭其咎。
“作為技術供給的重要源頭，高校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3萬項，僅有約20%實現轉化并批量生產，專利實施率不到5%。”北京交通大學服務經濟與新興產業研究所所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馮華指出，這緣于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研發創新活動與企業需求脫節，技術中試熟化環節薄弱，嚴重制約推廣和轉化；企業化、市場化的技術轉移機構缺乏，專業化成果轉化人才短缺；傳統金融對成果轉化支持不足，政策執行落實存在難點和堵點等諸多不足。
馮華對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現存問題的分析，得到了與會代表的普遍認同，他們從各自關注的領域給出更為精細的分析和案例。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研究員張仁開舉例說，2017年，上海某高校教師研發出一種治療神經性耳聾的候選藥物，專利如果獨占許可給企業，總合同金額可能達到數億甚至10億美元以上。遺憾的是，這件專利的權利要求書寫得很差，沒有起到保護作用，最終沒有得到轉化。
來自重慶科學技術戰略研究院的參會代表基于對重慶市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探索實踐的梳理表示，我國現有金融體系對科技創新的兼容性不佳。科技成果轉化天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項目成功率低是必然的。但一些規定，例如，銀行不良貸款超過5%時需要掛牌監管，這就與科技金融的發展需求產生了深刻的內在矛盾。
“科技服務業欠缺有效的行業規范指導，也增加了成果轉化效果不確定性。”這位代表舉例說，一例針對重慶市某醫藥公司某專利價值的評估，本地評估機構估價300多萬，北京評估機構估價則逾1000萬，評估方法和指標間的差異是造成這一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
時代在變，規則也要變
思想決定觀念，觀念指導行動，行動改變未來。為了推動科技與經濟更好地融合，需要全社會建立與創新驅動發展相適應的觀念認識與行動方針。
馮華認為，創新創業與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是新經濟常態下的新基礎設施，需要有全新經濟理論來論證和指導創新創業的具體路徑和方法。新經濟下創新引領發展有兩大路徑：一是創業形成新產業，二是現有產業創新形成新業態。支撐新產業新業態形成的科技創新服務體系，就是新經濟下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同，內在機理不同，政策方針也應當是不同的。”馮華指出，用老觀念老思維來治理新經濟，正是當前創新創業與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建設中的一個痼疾。比如，近來大熱的科創板，就浮現出其治理規則與交易二板差異不明顯的問題。
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科技成果產業化專委會主任蔣慧工提出，在促進科技創新的方式上，歐洲國家相對重視國家創新系統，而美國則重視科技創新生態。
“兩者涵蓋的內容差不多，但側重點不同。”蔣慧工認為，國家創新系統含有自上而下的意思，較多突出政府系統的主導作用；科技創新生態則含有自下而上的意思，更加重視科技創新的社會環境，重在激發創新個體和創新企業的活力。我國科技創新當兼顧兩者。
一個高效運轉的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涉及到諸多要素。蔣慧工表示，能夠影響成果轉化或技術轉移順暢與否的主要是兩類：一是軟環境，如法律政策、文化觀念、體制機制、信息傳播等；二是相對而言的硬環境，如中介服務機構、中介機構的人才、金融資金等。此外，經濟條件、基礎設施條件、生活配套服務（教育、醫療、娛樂、飲食等）條件甚至自然環境等，也是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的因素，但只是間接作用或背景條件，通過影響機構、人才及其工作效率，間接影響科技成果轉化。
“這些因素的組合方式猶如化學反應的外部搭配，如果組合不當，會讓好果子變成爛漿糊；如果搭配合理，就能順利產出期望產品，有效促成科技成果產業化。”蔣慧工說。
多方主體，共同發力
構建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環境，完善創新創業與科技成果轉化體系，需要多方參與，共同發力。
在法律政策建設方面，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副部長曹愛紅就《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條例（征求意見稿）》）的設計思路作了報告。《條例（征求意見稿）》基于“成果有無—成果質量—誰來轉化—轉化定價方式—轉化權益分配”的思路，厘清了各環節的權責歸屬和認定條件，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高校院所和企業的激勵措施以及成果轉化環境的建設要求。
在高校院所參與成果轉化方面，上海大學管理學院創新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趙炎對國內外概念驗證中心的發展現狀與經驗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
“一項發明誕生后，要依次經歷概念驗證、工作樣機、工程化及生產線等步驟，才能進入產品生產環節。而能進入生產環節的發明為數很少，因此概念驗證、工作樣機、工程化及生產線3個環節也被稱為‘死亡之谷’。”趙炎說。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尹西明介紹了清華大學在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方面的最新進展。作為首批（2014年）科技成果轉化改革11家試點高校之一，清華大學明確提出要“推動學校科研工作從問題導向轉變為問題和市場相結合的導向”，制定了“加強學校對校地合作的規劃和統籌，設立技術轉移研究院”等一系列新舉措。目前，清華大學概念驗證中心已進入籌建階段。
在大型企業推進創新發展方面，天津市科學學研究所所長李春成提出，“大型企業可引入平臺化戰略，開展四業融合試驗，創設和發展產業雙創平臺、創投基金、產業金融平臺、產業互聯網平臺、產業科技地產等。要重視大數據，構建產業集群，結合股權投資機制創新，主動打造創新生態良好的產業創新共同體。”
經過近十幾年的探索，我國科技界對創新支撐發展的認識和實踐不斷深化，無論是理論概念還是政策機制均有了相當的積累與創新。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如何培育開放心態，掌握跨界溝通方法，打破行業部門壁壘，推動全社會形成容忍失敗、鼓勵創新創業的共識，是當前我國科技創新從業者的使命與機遇之所在。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