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大多數人來說，愛因斯坦的理論完全是個謎。公眾對待愛因斯坦的態度就像對數學一竅不通的人看數學專著一樣永遠一頭霧水。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愛因斯坦在公眾眼中是偉大的——他作出了革命性的發現，而這些發現無法被翻譯成通用語言。我們對這樣一個人懷有敬畏之心，他的思想高遠超出了我們的認知范圍，他的成就只能由少數能夠遵循他的推理并對他的結論提出質疑的人來衡量。但是愛因斯坦也并非是一個躲在尖塔里與世隔絕的人。他的性格體現在另一面：那就是對世間萬物與公眾的議論也十分關注。他的看法揭示在公共演說、信件以及隨筆寫作中。這些文章碎片構成了愛因斯坦的“馬賽克畫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畫像是完整的。
《我的世界觀》是通過其發表在雜志、報紙文章及信件、隨感而發的日記匯集而成的雜文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這本書了解愛因斯坦的思想、科學、宗教、社會、法西斯主義、教育、美國、和平、猶太教、文化、哲學、倫理以及他對其他杰出人物，如哲學家羅素、作家蕭伯納及科學家牛頓、開普勒和普朗克等人的評論。本書以影響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為底本，收錄了《觀念與見解》《愛因斯坦晚年文集》和散落在別處的相關文章，編譯出一個獨有的《我的世界觀》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貴文章此前從未翻譯成中文出版過。
從事科學的人可能更關注愛因斯坦在創立相對論時的思想，但是，在這本書中大約需要對相對論有比較深的了解的人才能體會到愛因斯坦的最初啟迪。更多的科學文化領域的人或許對這個世紀偉人關于世俗世界的看法更感興趣。因為他頭上的光環過于耀眼，似乎遮住了人們的視線，無法得知他對世界另一面的看法。這本書因為譯者方在慶從德文直接翻譯并將部分未曾翻譯的文章歸納整理成冊，使得我們可以跨越英語以及其他語言的轉譯而導致失真甚至誤解的區域，直接走進他的思想。
二
愛因斯坦并非與世隔絕，并非對其理論莫測而生崇拜之文化熟視無睹。例如該書中他給日本小學生的信令人感動。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物理學的發展引起了公眾的興趣有關。
1919年，相對論在英國媒體競相報道，在公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1920年，《科學美國人》雜志出資5000英鎊稿酬重獎說明相對論的最佳作者，獎金第一次被倫敦的專利局職員林頓·博爾頓獲取。媒體的報道引發公眾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崇拜，盡管僅有極少數人能夠理解他的理論。
上世紀20年代，新聞影片和無線廣播成為科普新的傳播方式，愛因斯坦訪問美國的新聞影片是電影新聞片的重要事件。
而愛因斯坦在東亞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傳播活動的報道由于其傳播媒體不發達而報道極少。多年后，他的旅行日記才被美國高級記者澤沃·羅森克朗茲整理編輯，以《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東亞、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的書名出版，第一版是德文，2018年5月英文版正式出版。出版不久成為亞馬遜暢銷書。這本旅行日記主要記載了他與當時的妻子埃爾莎·愛因斯坦前往遠東和中東地區旅行中的主要科學傳播活動。在此之前，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對這些地區從未拜訪過。
從書中可以看到，1922年11月17日到12月29日，愛因斯坦在日本進行了為期6個星期的旅行和演講，引發了70年前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對物理學的極大熱情和興趣。在日本，成千上萬的觀眾聚集在觀眾席上，聽他連續三四個小時地闡述他的相對論，日本翻譯將德語吃力地翻成日語給日本狂熱的聽眾。盡管很少有人能夠聽懂其難解的理論，但是，滿頭卷發、煙斗和小胡子成了科學家的形象，也引起很多日本兒童對科學的向往和對科學家的崇拜。愛因斯坦的訪日活動和演講引發日本的科普高潮，《科學知識》雜志和《科學畫報》先后于1921年和1922年創刊發行。
除了日本，愛因斯坦在香港和新加坡停留，在上海短暫停留，在巴勒斯坦進行了為期12天的訪問，并在西班牙進行了為期3周的訪問。
愛因斯坦在這一重要旅程中的活動、各個國家的不同反響，以及他自己對這些國家的看法與見解完整地在這本書中生動呈現。該書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已經引進版權并即將出版中文簡寫版本。
三
幾個月前，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展出了愛因斯坦的110頁手稿，其中許多從未公開展出過。當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后，愛因斯坦放棄了德國國籍，定居美國。他將自己的科學著作和個人著作遺贈給了希伯來大學。這份110頁的手稿中，大部分是手寫的方程式，還有幾封用德語寫的私人信件。在一封寫給他終身好友米歇爾·貝索的信中，愛因斯坦說他為自己從未認真學習希伯來語而感到“羞愧”。
作為猶太人，愛因斯坦對宗教與科學之間關系的觀點自然會引發更多的關注。在英文文獻中，有1930年11月9日《紐約時報》采訪愛因斯坦后發表的《宗教與科學》；1939年5月19日，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講話《科學與宗教Ⅰ》；1941年，在“科學、哲學與宗教研討會”上的講話《科學與宗教Ⅱ》；1948年6月在The Christian Register上發表的《宗教與科學：勢不兩立嗎？》（Religion and Science：Irreconcilable？）
在《我的世界觀》中，第一部分的5個關于宗教與科學的文章應該是第一次從德文原版翻譯成簡寫中文。也許隨著今后的文獻挖掘會有更多的相關文獻出現。但是，從這些文章已經可以看出愛因斯坦深邃的思考，并得到某些啟示。
“即使在宗教和科學之間清楚地劃分出各自的領域，這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聯系和強烈的互相依賴關系，雖然宗教可以決定目標，但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它已從科學那里學到使用何種手段會促進它所建立的目標的實現。但是，科學只能由那些追求真理和知識熱望的人創造出來，而這種感情又源于宗教領域。同樣屬于這個來源的有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現存世界中有效的規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來解釋的。我不能想象哪個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表示這一情形：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他在這段話中告誡我們：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對立和矛盾，理解的關鍵在于理性與信念。
當今科學倫理問題陷入了爭議的核心。在21世紀進入生物技術高潮時代，基因編輯改變人的生命原生狀態而引發公眾恐懼時，公眾對于科學的理解開始出現變異。關于科學倫理的最初思考大概也可以追溯到愛因斯坦。1955年7月9日，冷戰期間，著名學者羅素在倫敦發表了《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它強調了核武器帶來的危險，并呼吁世界各國領導人尋求和平解決國際沖突的辦法。簽署者包括11名杰出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則是在1955年4月18日去世的前幾天簽署了這一協議。
獲釋后的幾天，慈善家賽勒斯·S.伊頓提議在伊頓的出生地——新斯科舍發起一個會議。這次會議是1957年7月舉行的關于科學和世界事務的第一次會議。原子武器所帶來的科學倫理問題似乎更直接與明確。
重組DNA技術是生物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迅速發展的結果。1975年2月，由保羅·伯格組織的關于重組DNA的阿西洛馬會議在阿西洛馬海灘的一個會議中心舉行，該會議討論了潛在的生物危害和生物技術的監管。大約140名專業人士（主要是生物學家，還包括律師和醫生）參加了這次會議，制定自愿遵守準則，以確保重組DNA技術的安全性。這次會議還將科學研究更多地納入公共領域，其意義可以看作是試圖將一種預防措施應用于公眾監督。
早期科學家與倫理學家對于科學的負面影響的警覺與愛因斯坦的早期警示不無關系。正如在《我的世界觀》中愛因斯坦的申述：“要是沒有‘倫理文化’，人類將難以獲救。”
當今世界，人類已經不可能離開科學和技術，否則這個星球上75億人將無法生存。但是科學帶給人類的福祉與災害則需要人類的“理性”，而“理性”則來自科學、來自科學家的思考，大概需要更多的具有理性思維的科學家才能真正使人類獲救。（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