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關于中國經濟的辯論很容易出現“主題漂移”。昨天談曹德旺和減稅，今天談匯率和資本管制，可能明天就談特朗普當選如何影響中國經濟了。但實際上，這些不同主題其實都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一場“動真格”的資本爭奪戰，將要席卷這個世界，而中國難以置身事外。
資本，并不是一個貶義詞，它是一個中性質的概念。它不單單是財富的載體，代表了人類最原始的物質欲望和沖動。在現代社會，它代表著更多，它背后是一整套經濟制度的安排。資本流向哪里，就意味著哪里就會成為企業家、科學家等高素質人群的聚集地，成為創新的中心，乃至全球資源的分發中心和國際政治的強權國家。
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改革開放為何能夠成功？原因有很多，但一言以蔽之，關鍵就在于中國成功地將自己打造為了一個全球資本的理想聚集地。
過去30多年，全球的資金不斷匯聚到中國，國外投資者叫著、喊著要中國“金融開放”，擴大市場準入；全球的人才也在這里逐利，中國乃至東南亞的留美華人紛紛回到故土，將硅谷的互聯網奇跡復制到中國內地。
資本為何會匯聚？原因并不復雜，因為可以獲得高收益。而現在，一些資本開始抽離這片土地，這是個事實，我們要有承認的底氣和勇氣。
從微觀上分析，在企業的利潤表上，投資者收益的決定因素主要在于息稅前利潤（近似于營業利潤）、稅負成本和融資成本三個大項目（投資者 收益主要由第一個減去后兩個的差值構成）。對這三個因素層層分解，便能找到中國經濟下行的真正癥結所在。
首先，營業利潤是毛利和營銷成本的差額，前者取決于基于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所帶來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溢價”，后者則和企業的管理水平密切相關。因此，如果企業技術進步，產品品質提升，或者商業模式獨特，再加上管理有方，那么營業利潤就高。
但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無論是產品品質提升還是商業模式都遇到了挑戰。對第一個，我們推出了供給側改革，旨在提升企業技術水平，但改革還處在推動初期，效果還不明顯。
對第二個，企業商業模式的創新越來越走入死胡同，互聯網創業的“同質化”現象越發嚴重。所有人都在不顧一切地燒錢，目標是最終圈錢，盈利的蹤影漸行漸遠。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地租，地租是管銷成本的重要一項，對一些特殊行業而言，甚至是最大的成本項。它對企業利潤的蠶食，討論早已汗牛充棟，基本上不用贅述。
總之，企業息稅前利潤正在降低，或者說越來越缺乏提升的動因，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此外，稅收成本和融資成本的高企，從來都是經濟領域最不缺乏關注的熱點。這三者，它們共同蠶食著股東投資的最終回報。
顯然，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中國國內投資回報率正在下降，對資本的吸引力正在衰減的現實。但同時，也應該客觀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一味唱衰自己。
首先，必須認識到資本投資回報率的降低，這是一個國家或者經濟體在長期經濟增長之后必然要出現的現象，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過分樂觀，應該對投資回報率的下降做到“對癥下藥”。
當前，改革者已經越來越認識到“降成本”，特別是降地租對于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各種“降成本”的改革穩步推進。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點，在以上這個簡單的利潤表模型中，企業的毛利除了取決于技術水平和商業模式之外，它還取決于企業所處的行業。比如，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國人、意大利人的奢侈品毛利很高之外，油氣銷售和電網的毛利同樣很高。
這給我們的啟發是，必須通過改革，來開放一些毛利較高的行業，甚至是一些壟斷行業。對民間資本，甚至包括在中國進行長期投資的國外投資者進行適當的“讓利”，放寬它們的準入限制，從而提高資本的整體回報率。當然，這必須在不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下進行。
最近，關于企業的稅負問題成為了焦點。對于稅負的討論，還會繼續深入下去。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稅收和股東投資回報是一個直接的此消彼長關系，它對資本的流向有著立竿見影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直接程度”，甚至超過地租，超過融資成本。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有一個觀點，他認為，特朗普如果推行大規模減稅，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這將從兩方面帶來影響：從淺層看，這會縮小中國制造的性價比優勢。實際上，曹德旺到美國辦廠就是這種淺層影響的一個截面。
從深層看，各國資本都會向美國流動，美國將有更多資源投入到科技創新中去。很可能，在未來短到三五年長到十年的時間內，美國的科技會又出現一種升躍，就像上世紀80年代里根減稅以后，美國的IT業出現突破，一下子把西歐、日本和前蘇聯甩到了后面。同樣，中國也必須正視這種可能的影響。
現在，美國已進入加息周期，而人民幣匯率亦成為了市場關注的熱點。一場資本爭奪戰正在到來，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對中國而言，深化改革是唯一的對策。
摘自 南風窗
